二、奏议留学，精进学业

　　学校培训和出国留学深造是中国近代海军教育的两大主要内容，为了求本溯源，进一步培养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军事人才。1873年11月，沈葆桢与左宗棠联名奏请选派船政学生出国深造。1877年3月，华监督三品衔候选道李凤葆、洋监督日意格及帮办监督员斯恭塞格带领35名学生乘船开赴香港，分赴英法学习。这开创了近代中国向欧洲派遣留学生的先河，培养的大批科技人才。

　　学生们到达英法两国后，按照留学计划，分别进入学校和有关工厂学习制造、驾驶、枪炮、鱼雷、火药制造、海图绘制、法律、铁路营造和矿物等专业，并涉猎了战略战术。第一届留欧学生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，取得了优异的成绩。据洋监督向中国驻英公使介绍，12名留英学生中，除1名因病先期回国外，11名完成学业的学生：“刘步蟾、林泰曾，知水师兵船紧要关键，足与西洋水师管驾官相等，均堪重任”。“严宗光（严复）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，更能探本溯源，以为传授生徒之资，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。萨镇冰、叶祖圭、林永升，勤敏颖悟，历练甚精，均胜驾官之任。方伯谦可谓水师中聪明谙练之员。蒋超英、林颖启、江懋祉、黄建勋，堪称水师管驾之任。”在14名留法学生中，除1名病故外，8名学习轮船制造，5名学习矿务，分别能胜任总监工之职，其中，“以陈兆翱、魏瀚为最出色，可与法国水师制造监工并驾齐驱。”[4]他们回国后，迅速成为中国轮船制造业、轮船驾驶业中的奠基人，以其突出的业绩证明，法国监督的考核评语绝非溢美之辞。

　　后来，福建船政学堂于1881年底、1886年4月和1897年，又派出3届留欧学生49名。其中第四届学生6名赴法国学习轮船制造，原定学习年限为6年，后因经费困难，学习3年后被迫回国。

　　三、刊发书籍，传播学术

　　左宗棠的后半生基本上同军事打交道，武事之余，以兴学育才为己任；左宗棠认为一个国家落后的最大根源是教育落后，所以即使是武事之中，仍注重教育以培养人才，让人民接受义理之教的熏陶，以正风气习俗。1875年5月2日，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，督办新疆剿匪事宜。督师西上后，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促进西北教育的发展，随着西北教育事业的兴起和普及，对各类书籍的需求大量增加。而西北图书刊刻发行业都比较落后，所使用的民间俗本，往往错误较多，容易以讹传讹；甘肃士子所诵读的书籍，大都是书贩从成都和武汉两地贩运而来，加上兵荒马乱，很少有人去做贩书买卖，进一步导致了书源枯竭。左宗棠看到这种情况后，决定刊刻书籍，提高刻印质量，自备书源，以改善图书刊发业的落后局面。

　　左宗棠就应各地州县禀请，首先在汉口创设崇文书局，在西安设立关中书院（附有刻书机构）。两个刻书机构的经费都是由左宗棠的廉俸支出，工匠主要是湖北的刻工；收复新疆后，在新疆开设迪化书局刻印供回民子弟读诵的书籍。受左宗棠设立书局的影响，西宁知府龙锡庆设立了西宁尊经书局，刻印四书五经。为了防止政令不畅，记录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，保存来往的文书，左宗棠的西征军大营还有一个流动的刻书机构。为了恢复西北各府厅州县学官照例保存的官书的完整性，左宗棠奏请清政府为西北地区重新颁发丢失的官书。

　　为统一边民忠君爱国的思想，培养做明白事理的人。左宗棠刊印了部分儒学经典作品，如《 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孝经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圣谕广训》、《律易解》等书；为了培养儒生和贤能者，规范官员行为，最后达到振兴西北文化教育、开启民智的目的。左宗棠刊印了《学治要言》、《 在官法戒录》、《日用杂志》、《圣谕广训》等书；为传播和推广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，提高西北的生产力水平。左宗棠刊发了《种棉十要》、《广行山蚕檄》和《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》的宣传告示。

　　左宗棠深知“一时教人以口，百世教人以书”书籍的重要作用，通过刊发书籍，基本达到了他培育人才、教民化俗的预期目的。例如，各类优质教材的刊发，提高了西北各义塾、书院的教学质量，从整体上改变了西北文化教育凋敝、落后的状况；免费向少数民族子弟发传统启蒙教材，使他们能够接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，学习政府的法令条文，从小确立了正确的道德观和法制法纪观，改善了社会风气，促进了各民族和谐，实现了西北边陲的长治久安。有关农业生产技术的书籍的刊发，传播了中原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，促进了西北地区农业、种植业和蚕桑养殖业的发展，推动了西北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。仅以蚕桑业为例，新疆经过左宗棠、刘锦棠和后来几代官员的不懈努力，到清未，新疆年产丝就由过去三十万斤，增至七十万斤。所以这些书籍的刻印和刊发对西北地区培养科技人才，起到了奠基作用。

　　【参考文献】

　　[1]中国历史学会.洋务运动.五[M].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0

　　[2]李国钧，王炳照.中国教育制度通史：第六卷[M].济南：山东教育出版社，2000

　　[3]钟叔河.走向世界丛书第1集第8册[M].长沙：岳麓书社，1985